关于疫情应对准备，新冠疫情教会了我们什么？

今年1月，印度沙赫布尔的一名兽医在该地区报告有候鸟死亡后，对一只鸡进行了H5N1流感测试。

研究人员提醒，防止下一次全球爆发的计划并没有实际考虑那些导致当前困境的因素。

随着各国努力控制COVID-19大流行，科学家提醒，其它病毒的致命爆发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很清楚这一点：仅仅一个多世纪以来，就发生了6次以上不同的流感疫情和其它疫情。在过去的50年里，埃博拉病毒从动物到人体的传播大约发生了25 次，包括 SARS-CoV-2在内的至少7种冠状病毒给人们带来了疾病和死亡。

期望避免下一次的疫情与期望阻止闪电引发森林火灾一样不切实际。韩国巴斯德研究所（Pasteur Institute）首席执行官Youngmee Jee认为，预防大流行或许是不可能的，所以做好准备是关键。

专注于生物安全和公共卫生的流行病学家和研究人员20年来一直在制定准备计划。核心活动包括监控病原体的检测过程；数据收集和建模以了解它们如何传播；改进公共卫生指导和交流；以及疗法和疫苗的开发。

政府和私人资助者已投入数百万美元来建设这些技能。研究人员煞费苦心地测试和评估了这些计划，以找出并填补空白。尽管如此，COVID-19已经表明，全球的准备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还要少。令一些科学家感到紧张的是，当前关于如何抵御下一次大流行的讨论仍停留在与以前相同的策略上。

华盛顿特区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全球卫生政策研究员David Fidler指出，我们不能简单地重复失败的经验。人们仍然在谈论做同样的事情，而不是问，为什么这一切都失败了？

随着新的防备计划在世界范围内形成，《自然》（Nature）杂志采访了十多名研究人员，询问是什么情况阻碍了建立更好的系统来识别和控制新的疫情，以及哪些现状必须被改变。

为什么警告系统没有得到改善？

英国生物医学资助机构Wellcome的负责人、传染病研究员Jeremy Farrar 在他的新书 Spike: The Virus vs the People – the Inside Story中写道：一切都始于更智能的监控。如果你不去监测，你就看不到疫情的最初爆发。如果你没有看到，反应总会迟钝。不幸的是，为时已晚是常态。在有人诊断出埃博拉之前，世界上最大的埃博拉疫情已经蔓延了一个多月。

检测不足让研究人员感到担忧，因为一旦爆发超出了有限的区域，控制起来的难度就会呈指数级增长。几十年前，世界就认识到流感病毒的这种危险。1952年，刚建立不久的WHO的首批举措之一是建立全球流感监测和反应系统。此后，它为流感爆发（例如 H5N1禽流感）提供了预警系统，并提醒研究人员注意病毒对某些抗病毒药物的耐药性增加。

未知或意外的病原体更难监测，但基因组测序技术的改进使开放式搜索成为可能。例如，在尼日利亚的埃德，非洲传染病基因组学卓越中心（African Center of Excellence for Genomics of Infectious Diseases）的科学家们在发高烧，但对该地区最常见疾病检测呈阴性的患者的血液样本中寻找外来DNA和RNA。通过这种方法，他们在2017年发现了一场未被承认的黄热病暴发。据该中心的传染病研究员Judith Oguzie解释，这是发现未知数的一种非常好的方法。

一些研究人员表示，这种监测应该扩展到在森林、处理动物的农场和病毒学实验室——任何人们可能与病原体密切接触的场所——工作的人身上。英国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流行病基因组学项目的联合主任 Oliver Pybus 补充，新的基因组技术可以让研究人员检测废水或空气中的病毒。一旦爆发持续，这些相同的工具可以帮助他们确定病毒在监测系统下传播了多远。

高科技追踪将提供大量数据，但利比里亚蒙罗维亚国际避难所（Refuge Place International）的总裁 Mosoka Fallah 表示，需要首先改进基本监控。他认为资助者通常将其作为一个有限的项目而不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来支持，这与目的背道而驰。一个典型的例子：2014-16年埃博拉疫情爆发后，利比里亚从包括美国政府和世界银行在内的捐助者那里获得了超过1900万美元的资金，以加强其卫生系统和监测，但目前许多资金已经用完。2019年，该国面临全国范围内生物医学用品短缺的问题，许多研究人员和卫生工作者并没有领到报酬。

在利比里亚邦县的一家大型医院，据地区监测官员J. Henry Capehart 解释，他的团队无法监测麻疹和拉沙热等地方性传染病，因为没有用于血液样本采集管。该医院的医疗主任Jefferson K. Sibley表示，一名实验室技术人员最近死于拉沙热，因为医院并没有抗病毒药物，无法救治他。有些人因为诊所无法提供帮助而停止寻求护理，这意味着他们的疾病也未被发现。

根据2019年全球卫生安全指数（2019 Global Health Security Index），利比里亚是 70 多个严重缺乏检测新流行病能力的国家之一，并且是大约130个卫生系统在疫情爆发时可能不足的国家之一。Fallah指出，在这些地方，投资于监测的捐助资金还必须加强卫生系统，否则努力将继续白费。

科学家们在尼日利亚埃德分析冠状病毒样本，这是更广泛的病原体监测的活动之一。

更好的数据如何推动更明智的决策？

流行病学家通过处理数据来了解新出现的疾病，其结果的质量取决于对原始信息的访问。美国总统Joe Biden在上任后的第二天承诺，将对该国过时的公共卫生数据系统进行现代化改造，并建立一个国家流行病预测和爆发分析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Epidemic Forecasting and Outbreak Analytics）。该提案得到了2021年美国救援计划法案 （America Rescue Plan Act of 2021）5亿美元的支持，与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健康安全中心（Johns Hopkins Center for Health Security）的Caitlin Rivers等流行病学家早些时候提出的建议一致。她指出，全球在2020年1月和2月白白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当时她和她的同事正在努力从官方报告、报纸文章和社交媒体帖子中了解有关COVID-19 的数据碎片。

Rivers指出，更好的数据可以帮助流行病学家更快、更自信地确定病毒的传播方式，例如，SARS-CoV-2通过空气传播，并且可以通过没有症状的人传播。这可能促使科学家们尽早倡导广泛测试和戴口罩等措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健康安全中心的流行病学家Jennifer Nuzzo补充，数学模型的预测也可能更准确。他们正在对糟糕的数据进行优雅的数学运算。

Biden的预测中心将首先关注美国，美国的数据收集在整个2020年都是零散和草率的。一个问题是，围绕患者隐私的规则将阻止医院和卫生部门与想要分析数据的研究人员共享数据。Rivers希望该中心就如何负责任地共享数据制定标准。与此同时，英国政府与世卫组织和维康信托（Welcome Trust）合作，于今年5月启动了全球大流行雷达监测网络（Global Pandemic Radar surveillance network），以跟踪全球各地的疾病爆发，包括 SARS-CoV-2变体的传播。纽约市的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也在开发一个流行病数据平台。美国政府生物高级研究与发展局（Biological Advance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uthority）前负责人、洛克菲勒项目的带头人Rick Bright表示，其在政府之外的地位是一种优势。一个非政府、非政治实体将有能力密封和保护这些数据，并确保全球可以同时访问相同的信息。

尽管这些举措应该会改善这种情况，但它们无法从实验室诊断测试能力不足的地方获得数据，并且仍然可能无法从不想共享的来源获取信息。有专制领导人的国家有压制从 H1N1流感到霍乱等疫情暴发消息的历史。

许多人批评有些国家在大流行开始时不够坦率，但这并不是个案。例如，美国的几个县拒绝与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分享有关公司和监狱爆发的详细信息。在印度，当地记者揭露了官员没有及时分享病例数的事实。罗德岛州普罗维登斯市布朗大学（Brown Univversity）的经济学家Arvind Subramanian 表示，技术可能非常有益，但人们必须谨慎行事，不要盲目地认为如果基本能力和开放性不足，就会解决问题。他与他人合作了一项调查，估计从大流行开始到2021年6月，印度的死亡人数少报了300万或更多。

Nuzzo表示，为了获得更好的原始数据，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需要考虑激励措施。例如，世界上大多数政府都报告大气状况，因为农业市场和商业依赖于天气预报。她解释，美国的社区领袖推动人们填写人口普查，因为它可以产生资源。

瑞士日内瓦国际与发展研究所（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nd Development Studies）的全球健康研究员Suerie Moon表示，一种激励措施可能是达成协议，让共享数据的团体可以使用由此产生的技术。她回忆起印度尼西亚在 2006 年申请获得基于该国收集的样本开发的流感疫苗遭拒后，隐瞒流感样本的事情。这个问题最终形成了2011 年共享流感样本的国际框架（2011 international framework for sharing influenza samples）。

SARS-CoV-2不存在这样的交易，不满的迹象已经浮出水面。非洲和南美洲的几位研究人员抱怨要求富裕国家不受限制地访问其新型变体的数据，而他们几乎无法获得 COVID-19疫苗。

Moon 表示，与 2011 年流感框架和其它多边条约类似，在爆发中共享流行病学和基因组数据是一个必须在高层进行谈判的政治问题。Moon表示，此类讨论仍在进行中，但尚未正式开始解决关键问题，包括如果一个国家被怀疑隐瞒信息，WHO可以做点什么。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计划指导当地卫生合作伙伴。

沟通在哪里中断？

中国台湾和韩国的公共卫生官员从一开始就担心COVID-19。2016年至2020年生物医学研究员陈建仁表示，回顾2003年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 (SARS) 的流行，政府建议戴口罩，并在第一批病例的细节浮出水面时加大口罩生产力度。在中国台湾和韩国，政府机构几乎每天都开会，就面向公众的连贯更新达成一致。

陈精心定制了信息，强调遏制病毒的建议是为了帮助恢复商业活动和学校的教学活动。 陈解释一直解释，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不想采取封锁措施。至于错误信息，他们任命了一个特别小组，每周在一个专门的网站上侦查谣言，并消除谣言。

这些经历与COVID-19及其相互矛盾的信息失控的国家形成鲜明对比。在美国，卫生官员直到2020年4月才建议戴口罩，但当时的总统Donald Trump带头拒绝戴口罩，导致这些建议产生的作用有限。在巴西，总统Jair Bolsonaro轻视COVID-19，称其为“小流感”，与该国的科学家发生了矛盾。他还解雇了两名提倡保持社交距离等控制措施的卫生部长。

2020年5月，WHO通过了一项决议，其中各国同意在国内打击错误信息。去年6月，一个专家委员会列出了一些关键方法，例如与数据科学家和社交媒体公司合作，扩大可信信息的覆盖范围。Facebook一直在从其平台上删除一些虚假信息，而对该主题的持续关注促使该公司做的更好，Facebook在有关COVID-19的帖子中添加了健康组织信息的警告和链接。

波士顿大学新发传染病政策与研究中心（Boston University’s Center for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Policy and Research）的创始人Nahid Bhadelia表示，当人们对科学机构、卫生当局或政府预先存在偏见时，向人们提供链接几乎没有帮助，该中心于今年5月启动。该中心的研究人员将制定循证指南，并在国会简报中进行交流，并通过他们与基层组织建立的联盟进行交流。

Bhadelia表示，该中心将资助研究如何帮助人们揭穿在线错误信息，包括伪装成科学的文章和视频，其中包含虚假声明和明显错误。阴谋论的伪学术化正处于萌芽阶段——而在下一次大流行中，这种情况只会变得更糟。

但德克萨斯州休斯顿贝勒医学院（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的疫苗倡导者和科学家Peter Hotez提醒，科学家本身并没有能力对抗极右翼极端分子、政客和媒体组织煽动的情绪。他正在与科学家进行无数次Zoom通话，以微调他们的信息，但这些信息都装在大西洋的瓶子里，除非政府机构有兴趣推翻一个反科学帝国——说它危及公众——否则抗击伪科学的声音不会被听到。

如何加强公共卫生措施？

在整个大流行期间，公共卫生和传染病研究人员恳求领导人采取措施遏制COVID-19，但往往徒劳无功。Bhadelia表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在健康危机期间授予公共卫生部门更多权力，以及更大、更稳定的预算。但是，在许多地方，情况恰恰相反。

根据华盛顿特区美国全国县市卫生官员协会（US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unty & City Health Officials）5月的一份报告，至少有 15个州已经或正在考虑通过法律来限制公共卫生机构的法律权威。

另一个问题是，人们不能遵循会影响他们赚生活费的公共卫生建议。在大流行期间，巨大的不平等导致工资低、在拥挤的环境中工作或生活，且劳动保障不充分的人们在应对疾病方面存在差异。例如，一项研究发现美国各县的收入不平等与COVID-19病例和死亡率之间存在关联。

Nuzzo指出，解决不平等——或者至少在卫生紧急情况下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纠正不平等——应该是大流行准备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很少包括此类解决方案。人们承认这很重要，但认为它很难解决，如果不把不平等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我们难以真正摆脱COVID-19。

疫苗和药物如何到达需要它们的人手中？

在COVID-19疫情期间，制药公司以创纪录的时间开发了疫苗。研究人员表示，如果早期工作获得更多资金，他们可以采取更快的行动。这方面领先的是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 （Coalition for Epidemic Preparedness Innovations，CEPI）。该联盟正在为一项为期5年、耗资35亿美元的战略筹集资金，其中包括在100天内开发出针对新型疾病的疫苗。在另一项提案中，位于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US 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的所长Anthony Fauci建议开发针对大约20个病毒家族的“原型”疫苗，以在紧急情况下加快开发速度。

然而，各国政府在确保新药和疫苗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分发方面进展甚微。目前这一点非常明显，低收入国家只有不到2%的人接种了疫苗——在监管机构批准首批疫苗7个多月后。

总部位于纽约的非盈利组织I-MAK的联合创始人、健康正义律师Priti Krishtel表示，改善现状的机制可以为未来的流行病提供模型。例如，政府可以同意在大流行期间暂时放弃疫苗的知识产权，以便其他制造商可以帮助增加供应，或者政策制定者可以制定规则，确保主要由公共资金开发的疫苗在紧急情况下获得广泛许可。

但是，此类协议需要来自多个国家/地区的支持。监控、数据共享和其他准备计划也是如此。华盛顿特区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副总裁Stephen Morrison指出，这是一个障碍。他们经历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全球灾难，但没有高级别外交。

为了向前推进，他认为领导人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恢复美国和中国在大流行防范方面的合作，以便计划获得广泛支持。Fidler对此表示同意，并补充，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之间更强大的联盟将使它们在国际舞台上拥有更大的议价能力。政治现实是可怕的。他认为全球卫生领域的很多人都被困在过去，他们不想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现在处于一个非常不同、更困难、更危险的国际体系中，全球卫生必须在这方面发挥作用，而不是假装它不存在。

尽管情况复杂，但他和其他人仍然抱有希望。许多世界领导人现在认识到健康危机造成的破坏，并有动力为此采取行动。例如，G20小组7月的一份报告呼吁为大流行的预防和准备提供750亿美元的国际融资——是当前支出水平的两倍。Morrison表示，意识发生了变化，人们正在观看这场恐怖秀，并意识到必须有所改变。

2020年2月，中国武汉的一名医生在检查患者的肺部扫描是否有损伤。

原文检索：
Amy Maxmen. (2021) Has COVID taught us anything about pandemic preparedness? Nature, 596: 332-335. 
张洁/编译